现在，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称，职工调薪可能参考ＣＰＩ。目前正在起草的《工资条例》最重要的意旨，就是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、工资增长缓慢、遭遇欠薪及支付机制。其中，ＣＰＩ将成为调薪重要的考虑因素。（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１８版） 

　　ＣＰＩ高涨，意示着民生成本的抬高。这时候，如果公众的钱包不能跟着鼓起来，那么，民生之重就很可能压得一些相对贫弱群体喘气急促。诚然，当前许多地方也规定了最低工资，但是，不论是这样静态的最低工资规定，还是职工合理薪酬标准，都显然更需要与ＣＰＩ及时律动。在工资分配环节，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，那么，就很难避免物价上涨成为压跨一些人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。

　　在这样的语境下，以制度建设来构建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，无疑承载着重大的民生诉求。而把ＣＰＩ纳入调薪的考虑范畴，就是以民生为重，来让公众公平享受发展的成果。这样的制度完善，蕴藉着强大的民生情怀，自然是令人无限期待的。

　　不过，制度价值的大小，只能取决于其最终的实现程度。把职工调薪与ＣＰＩ联动，其民生意旨的实现，同样也在于这一制度的顺利践行。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明确指出，大家认为的“条例即出台，工资可望涨”的说法，“可能有偏差、不准确”，并强调说，“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，单靠某一部法规很难奏效。”这一切又都表明，调薪与ＣＰＩ联动，这背后还存在着更大博弈空间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“大市场，小政府”的市场经济时代，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政府“一刀切”进行工资分配，也根本行不通了。当前，政府最需要做的，就是通过法律制度，来赋予劳资双方明晰的权责界定，最终形成工资集体协商制度。这本身也就是《工资条例》最重要的落点。而即将出台的《工资条例》也表示，“既要赋予职工在薪资面前的说话路径，还要考虑职工的说话能力”。

　　这一切都表明，调薪与ＣＰＩ联动，关键是搭建一个劳资公平博弈的平台，改变过去劳资博弈中，劳方缺乏话语权，只能被动处于弱势的一方，不得不去承载种种不公带来的伤害。这其实才是问题的关键。

　　就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生态而言，资方牢牢的掌握着自主选择权，工人往往只能受制于工厂，听命于老板，是属于相对弱势和依附的一方。表面看来，这好像是缘于当前劳动力本身过剩，资方有着从容的选择。但究其本质，则还是在于当前劳动力的权益保障没有处于一个完善的制度空间。种种事实也说明，仅仅靠劳动者与资本力量的直接对峙，在资本强大的力量面前，结果只能是劳方的全面溃败。

　　由此不难推想，要想让调薪与ＣＰＩ实现良性联动，惟一的路径选择，就是通过相关制度配套，来使劳动者在资方面前，能够真正挺直腰杆，去为自身合理合法的权益进行博弈。这就要求，当前必须改变完全由资本对劳动力进行控制的局面，即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与制度激励，来弥合对工人的权益进行保护的制度缺陷，加大对侵犯劳动者权益现象打击力度，来消解资本的威慑力与控制力，为劳方维权提供强力支持。

　　惟有如此，才能真正提高职工“在薪资面前的说话路径”，提升“职工的说话能力”，来改变劳资博弈中总是劳方溃败的宿命。这才是畅通职工确立薪资议价的通渠，实现调薪与ＣＰＩ良性联动的关键。（作者系媒体资深评论员）